公共卫生的声音（与有组织的医学相比）相对较弱，他们主张对国家健康采取一种不那么简单的、更全球化的方法。他们无法预见医疗模式最终是如何把医疗卫生服务成本推高到三十年后几乎没有美国人能负担得起的地步，但他们正在将美国人口健康问题的变化情况制成表格。正如纽约的鲍姆加特纳所说，他们认识到，技术、意识形态和社会变革给人类带来了新的威胁和问题。很明显，人类未来的大部分疾病都是自己造成的。
“因此，人类健康的目标是不断变化的。随着技术变革的步伐不断加快和人类愿望的不断延伸，卫生领域的变化可能会比过去来得更快。”249
毫无疑问，健康转型正在进行，但从什么开始转型，又向什么转型，为什么转型？20世纪上半叶国民健康方面所取得的许多成就和胜利在20世纪60年代仍是无法解释的。例如，为什么结核病发病率在1920年到1945年间持续下降？也就是说，抗生素发现之前，在社会改革使结核病初步减少的时期，影响就已经产生了。2501918年毁灭性的猪流感从何而来？未来出现类似毁灭性传染病大流行的可能性有多大？251贫困和疾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尽管传染病专家雷内·杜博斯受聘于哈佛医学院，这是美国医学卫生领域的堡垒，但他对建立大规模的医疗系统就可以解决人们的健康需求或人群健康根本问题的观点嗤之以鼻。他在1961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健康的海市蜃楼》252中写道：“现代美国人自诩拥有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其实美国人收入的10%必须用于医疗，而且建造医院的速度不够快，以至于无法接纳所有的病人。他们被鼓励去相信金钱可以研发出治疗心脏病、癌症和精神疾病的药物，但是他没有努力去思考，更不用说去纠正因对日常生活方式的不善管理导致这些疾病高发的行为。”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