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在这种前提下，中央于4月9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为确保中央的安全，讨论中央的组织和工作方式。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对党的秘密工作提出要求：“中央各部门要精简人员，要尽量减少文件，内部交通要用口头传达的方式，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不在家中办公，家中不放文件，党的领导人也要社会化、职业化”等。
正当国民党军重兵压境，中央苏区各级组织和红军正在紧张地进行反“围剿”准备的时候，周恩来不仅没有等来中央苏区制订的反“围剿”战略，相反，传来的消息却是：“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央代表团（即已进入中央苏区的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内，对反‘围剿’方针出现了分歧。”有关这次战略分歧，权威著作（毛泽东传》作了如下评述：
苏区中央局代书记项英等许多人仍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敌军的严密包围难以打破，并抓住中央3月2日指示信中“为着保全红军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那句话，主张将红军主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去。还有些人主张“分兵退敌”，认为这样做“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一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毛泽东反对这两种主张，继续坚持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就地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内的军民来击破敌军的“围剿”，并力主集中兵力，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敌，反而会给红军带来更大的困难。他的意见只得到朱德、谭震林等人支持，在会上处于少数地位。因此，他便提议扩大会议范围，来讨论这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方针问题。这个提议被接受了。第一方面军参谋长朱去卿走出会场时担心地说：“大敌当前，中央局这样不能统一，可不是件好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