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而言，救援力度比较大的省份除广东、四川、安徽等省之外，便是江浙两省了，尤其是江苏。庚子救援行动最初便是肇始于江浙两省官绅商民对于本省被难人士的援救，后来专门领导对京官进行救助的东南济急善会的头面人物盛宣怀也正是江苏人，其对于江苏京官的援助也远较大多数省份有力。江苏籍京官叶昌炽在庚子年十二月十八日（1901年2月6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其在贤良寺领取救济款项的情形：
十八日，至贤良寺领口数粥，共两股。一为合肥所筹津贴款，合十四省京官，人得六十金；一为盛杏荪京卿筹济同乡之款，仅江苏一省，人各得百金。以联票赴汇丰洋行，取得银饼二百十二圆有奇。同舟之谊，不为菲矣。惟八旗及向隅诸省，不免觖望。此后满汉南北畛域愈分，佩鹤之言不为无见。[204]
对于同乡捐款较少的各省京官而言，便只能领取李鸿章所筹津贴款，“合十四省京官，人得六十金”。所谓“十四省”，当是指被东南济急善会大略章程确定为救援范围的“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山东、河南、湖南、湖北各省”。这十四省京官的“人得六十金”，当来源于“公济”款项，而“公济”款项则主要来源于各省疆吏的拨款或捐款，除前文已述的湖南巡抚俞廉三、浙江巡抚刘树棠、江西布政使张绍华[205]、安徽巡抚王之春、闽浙总督许应骙、广西巡抚黄槐森外，广东巡抚德寿“率同在省各司道共筹助银五千两”，“以济在京官民之急”[206]；山东巡抚袁世凯为济急善会“拨银三千两”[207]；四川总督奎俊“命电京赈二万两”[208]，陕甘总督魏光焘“命垫京赈万金”[209]等。在被叶昌炽称为“合肥所筹津贴款”的救援行动中，以李鸿章、盛宣怀和东南济急善会为号召的捐款倡议，得到大部分督抚的响应，成为救援汉人京官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