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是一种动态的开放的架构，它使得个体摆脱了社会依赖关系，使得同化以及排斥过程加速了，它还造就了一些漂移着的运动着的个体，一些只为让人特异化的生活方式由此也被世界化了。消费上的现代主义也受到了个性化的支配，在这点上，它与艺术先锋派或精神分析先锋派是一致的；在整体上，它却与在其他领域内占据主流地位的现代主义相反。这便是现代主义的一个复杂的历史阶段，它围绕着两个相互矛盾的逻辑而展开，其一是僵化、整齐划一、强制性的，另一则是弹性、可操作性、诱惑性的。这种等级制的、纪律性的逻辑，在生产领域内，它便是以科学的劳动组织原则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严格的官僚主义体制（如起始于1911年的泰勒制科学管理原则）；在政治领域，它便是一个关于中央集权以及民族统一的理念，革命与阶级斗争是其精髓；涉及价值观，它便是节约、劳动以及勤奋；其中的个体是自愿的，是“导入坚定型的”。但自19世纪末起，由于消费时代的兴起，受另外一种弹性的、多重的且个性化的进程所支配的一类体系开始显现了。从这个意义出发，人们可以说，当代社会的特征便是两种对立的逻辑相互共存，但一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强势、专断、纪律的秩序依然占据着明显优势。作为制衡，人们呼唤着后现代社会，并想以此来打破这种主流的结构，此时的西方社会便越发倾向于废除这类整齐划一的架构，普及一种基于关怀、选择、交流、新闻、权力分散以及参与等的个性化体系。由此看来，后现代时期绝非是现代主义冲动的、欲望的终极阶段，与之相反，它是现代主义冷漠的、幻灭的阶段，它主张将社会加以人性化，促进基于个人及其欲望而调整的、简明变幻的架构的发展，调和阶级之间的冲突并消弭革命的幻象；与此同时，麻木不仁在日益增长，自恋在非实体化，过去受到冷待。后现代主义是历史的一个阶段与过程，此时出现了有益于个性化进程的逆转倾向，在逆转过程中，一些新的领域加入进来，由此个性化进程涵盖到教育、培训、休闲、体育、时尚、人际关系、性关系、新闻、作息、劳动等领域，很显然，后来的领域对该进程的抗拒力也是最为强大的。这其实就是一种颠覆，它让贝尔想到了一种后工业化社会，这种社会不是建立在批量生产的工业商品以及工人阶级之上，而是建立在“专业及技术人士”这样的专门阶层之上的社会，它需要在经济技术发展中重视理论知识，重视服务部门（如新闻、健康、教育、研究、文化活动以及休闲等）。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这二者之间互不交叉重叠，尽管它们都意味着一些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一些历史性改变的出现；后工业社会强调新社会职业结构，强调以知识为核心的新经济，而后现代社会，如我们所强调的那样，它并不局限于如贝尔所说的文化领域，而是相反，它关注的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化的成果和扩张。由此，个性化进程几乎触及了社会的每一角落。